朱正:穷尽20年修订反右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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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0-19 13: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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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了写反右派斗争史,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”从1993年至今,朱正专注于反右派斗争史研究。以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1957年的夏季: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》为基础,朱正不断修改、出修订本。

2013年年底出版的《反右派斗争全史(上下)》,是朱正的最新修订本。全书从当初的45万字增加到70多万字。朱正仍未停止修订,从新书出版后至今,他又在电子文稿里补充了5000多字。新著是他在反右史研究上的全部成果体现,也见证他20余年的研究心路。

“我的书没有错误的分析”

“我说过一句自负的话,在我有生之年里,就算反右派斗争的档案解密了,我的书可能需要增补,但仅是拥有10个案例与11个案例的差异。我的书,没有错误的分析,估计不会有需要更正的地方。”朱正自豪地评价自己多年来的治史结晶。

新书分上下两册,综述了反右运动。它属于学术著作,每一段材料都附有出处,这导致全书遍布引文内容。“‘你知道吗,看你的书很吃力’。一个朋友跟我说。”朱正夹着无奈和骄傲之情说,“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作品没法跟讲故事的报告文学比。但是,我的书是给了解历史的内行人看的,报告文学是给外行人读的,任何时候外行人远多于内行人,所以我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作者。”

一谈及报告文学题材的反右史作品,朱正就憋了一肚子气。他例举了几位很有名的作家,批评他们写历史不负责任,“抓住一点点材料就大做文章,靠三份材料七分想象拼凑出一本书。”

“写作此书,我与其说像个著作家,不如说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。我把当年这些人物,不论被认为左派还是右派的,都一个一个请来,让他们走到前台,各自说各自的话。希望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年的场景。”朱正反复强调提及他的写作方式。

1998年,他的最早反右史版本《1957年的夏季》出版后,在知识界好评如潮。民营书店席殊书屋将其评为年度好书之一,宣布会邀请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(简称中顾委)委员李锐和于光远、时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。有几位重要人物保驾,这部题材敏感的书顺利印了3万册,很快售罄。不过,此书最终被停止重印。

这本书在健在的右派分子群体里激起很大反响,他们纷纷给作者写信,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,或感谢朱正为一个时代的人鸣声,许多人将从未谋面的朱正当做知己。厚厚的一堆信件,为朱正提供了许多基于私人亲身经历的历史材料。从《1957年的夏季》到《反右派斗争全史》,它们成为新增补内容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
旅美文史学者宋永毅建立的“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”,在朱正的修订过程中给了他莫大帮助,朱正拿到了数据库光碟。比如朱正一直没看到布置肃反运动的第一个文件“七一指示”全文,直到在这张光碟上找到。此外,数据库里的新华社内参告诉朱正很多信息,他之前看不到内参。

中共官修史书的发布,也给朱正带来很多新的资源。如对右派分子分六个等级的处理办法的具体条文,朱正一直找不到原文,他只能凭着亲身记忆写出大概,这来自当年他单位的宣布处分。后来,他先是在《周恩来年谱》上看到这一文件的摘要,但最终还是在数据库上看到原始文件。

除此以外,朱正的新著作采用的都是大陆公开资料。也就是说,最早的《1957年的夏季》基本以公开资料为主,少有未公开的材料。这些资料包括毛泽东、陆定一、李维汉、薄一波等人的著作,著作中的文章当然一概是公开发表的资料。报刊杂志有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青年》《新华半月刊》等。按朱正的话说,这些材料都不难找,有心人能轻易在新华书店、图书馆里搜罗到。

“对于反右和文革研究,国家是不支持的,虽说不支持不等于禁止研究,但已有的学术成果不容易问世。毕竟出版社对这方面的书和研究成果有特殊考虑,人都是趋利避害的,就不选择出版这方面的题材了。”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,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,他对朱正的反右史研究给予高度评价。“在看不到高层决策等一手档案的前提下,朱正这本书代表了现阶段的最高水平,要有更大的突破只能等到档案解密后。”

当前,学者研究反右史的著作远远少于文革题材。朱正认为,虽然众多人著有各种反右回忆录,但大陆只有他和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深入研究反右史。

“这堆意见给我的书

放了一条生路”

1993年整整一年中,朱正没有干别的事,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《1957年的夏季》。他遵计划完成著作,接下来的几年里,他跑了很多家出版社,却一直没有出版结果。

朱正一度想在香港出版,但香港书商只对独家秘闻感兴趣。“他们问我有没有鲜为人知的消息,无论真假?我说没有,我只有独到见解。这就谈崩了。”谈起香港政治书籍的出版氛围,朱正显得很无奈。

直到1995年末,他的老师李锐出面推荐给河南人民出版社,书才得以进入出版流程。

因题材敏感,出版社只好按照相关规定,将此书送到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审查。图书管理司则将此书交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细致审读,随后收到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的审读意见。意见由石仲泉、杨先材、王朝美这三位目前已退休的党史专家完成。

“总体上看,该书资料丰富,述之有据,历史线索清楚,对深入研究反右派斗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,文字亦具有可读性。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。”审读员肯定了此书能出版,但需要按审读意见逐条修改。

之所以如此慎重考量,他们给的理由是:“鉴于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、政治敏感性强的历史课题,在国内出版这类书籍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,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。”

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解释党史,代表了中共对党史诠释的权威。它首先指出朱正一书未能充分反映1981年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《决议》公布后,大陆任何出版物、新闻报道,但凡相关历史内容都不能逾越《决议》定下的基调。

其次,审读专家指出不能“直接地、大段地摘引”未经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及言论、党的内部文献。专家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发布的要求,至今仍需贯彻:“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泛流传,但在国内至今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”。

此外需要修正的地方有: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需要注意尺寸;对当年批斗右派者的所作所为介绍过细,会影响“团结一切向前看”的精神;另有一些特定的小细节。

“这堆意见给我的书放了一条生路,没有说不准出版,只说修改后方可出版。”朱正回忆往事时觉得很舒服,“全文没用一个‘错误’、‘失实’的词,只说‘欠妥’、‘似欠妥’。”朱正的修改很简单,把所有被指出的地方删除了事,只有在一处毛泽东讲话上煞费心机。

此后朱正仍然坚持做修订增补工作。他的成果,就是《反右派斗争全史》。生于1931年的他,在自己的最新修订本面前感到很欣慰。他说:“以我现在的条件,一个八十老翁能做到这地步算可以了。”

“写反右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”

“《1957年的夏季》中,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朱正的史料功夫与考据功力。当然,他写这本书还有一个优势,他本身就是右派,作者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。”青年文史学者林建刚评价道。

尚在读中学的朱正,在国共内战期间就参加了中共在长沙组织的学生运动,以及外围的地下工作。程潜、陈明仁在湖南通电投降后,他自然积极参加新政权的工作。他放弃考大学,而是参加了中共的新闻干部训练班,毕业后进《新湖南报》从事宣传工作。

1952年,朱正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因看不惯一个去香港采购广播器材的领导公款私用,他写信到《人民日报》揭发,后还找同事联名签署。《人民日报》复信说已将来信交湖南省委处理,结果,一个“朱正反党宗派小集团”诞生了。朱正被停职反省,并开除团籍,他沮丧到想一死了之。朱正回到《新湖南报》工作,备受同事疏远。1955年肃反运动中,朱正成为斗争对象。

1957年5月,在中央的号召下,全国各地各行业各系统各单位纷纷召开座谈会,让大家自由批评单位领导和政府。朱正所在的单位《新湖南报》自然不例外,总编辑开动员大会宣布整风开始,号召员工给领导提意见。朱正原本准备报考大学,不想参加座谈会耽误时间。但在同事的诚恳邀请下,他决定提意见,即抱怨自己不该成为之前肃反运动中的肃反对象。于是,当政治风向大变时,朱正的自辩词成为了罪证。

朱正自然成为攻击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,被开除公职、劳动教养。朱正在忆旧时常说感谢毛泽东的宽大,因为他遭受的处分虽然是六种处罚中最重者,却不用被枪毙。文革时,朱正毫无疑问遭到批斗。

朱正在1978年被“摘掉右派帽子”,翌年被宣布取消反革命罪,他的团籍也被恢复。紧接着,他凭借在鲁迅研究上的成就,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,直到退休。这段坎坷的人生经历,改变了朱正很多。

1992年,知名作家邵燕祥给朱正看了一篇自己刚完成的长文《1957:中国的梦魇》,讲的便是反右斗争。朱正在看完后觉得,一万多字的文章没法讲清楚历史,顶多提出观点和分析。写一本书的构想,顿时浮现在朱正脑海中,邵燕祥当即表示支持,未几便把许多资料借给朱正。

“写反右这一几乎无人问津的题材,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。如果我不写这书,死后见到难友们,我就没法交代。”朱正感慨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