繁荣之路在何方?——评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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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0-26 07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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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,发展变成棘手的问题,联合国的会员不断增加,但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却没有同步“扩员”。70年过去了,世界的贫富分化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,只有十多个国家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,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,迈入富国行列,多数国家并没有进入持续繁荣的轨道。世界变成了“地球村”,而“村子”里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,还在扩大。

繁荣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?不妨借用列夫·托尔斯泰的名言,“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。在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一书中,两位美国学者德隆·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·A.罗宾逊认为,繁荣的原因在于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,而贫困则根植于汲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,悲与喜的根源都在制度。

此书一经面世,就备受推崇,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、增长前景不明朗、各国改革又看不到明确方向的时候,此书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。一时之间,洛阳纸贵。对于关心发展问题的读者而言,此书并不难懂,以历史经验与事实来阐述一个高度简化的理论,这也是它能够成为全球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欧洲为何率先崛起?

研究近代世界经济的学者,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,那就是为什么欧洲脱颖而出?尤其是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,世界出现了“大分流”,欧洲进入了繁荣与富强的轨道,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很难踏上发展之路。

这种观点被很多人认为是“欧洲中心论”,似乎英国能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,不过是靠了运气,因为它比较容易开发煤炭资源,减少了森林砍伐等等。虽然这种说法降低了欧洲的“神话”色彩,但是对于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实质帮助,既然发展是靠运气,那么,“欧洲奇迹”只能是上帝的作品了。

如果不研究欧洲奇迹的原因,也就没有办法知道发展之路在哪里。英国学者埃里克·琼斯认为,地理环境、技术和地缘政治都扮演了重要角色,进一步说,欧洲是一个技术共同体,激烈的国际竞争有助于技术的传播,一国出现新的技术变革,很快会被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,因此,工业革命成为欧洲范围的事件。

“地理决定论”被“三八线”、格兰德河这样的人为分界线所击破了,“三八线”南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世界,很难说地理因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南北美洲也是如此,拉美的自然资源禀赋要比北美好得多,但是拉美人现在只能叹息,离上帝太远,离美国太近,因为美国是美洲的主导者。

“文化决定论”也曾一度流行,尤其是马克斯·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,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伦理,勤奋、节俭这些文化品质能够让一个社会进入持续发展的道路。在东亚经济崛起之后,很多学者也在寻找东亚是不是也存在类似“新教”的伦理规范,儒教伦理也曾经备受关注。

而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剧烈转变,证明文化观念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世界变得如此贫富不均呢?是制度使然。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提出了一个简单有力的理论框架,即政治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包容性,决定着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。

道格拉斯·诺斯和奥尔森等人都曾认为,制度是西方崛起以及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所在。尤其是西方出现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,唯有如此,才能降低交易成本,鼓励创新,让欧洲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之中。当然,诺斯最后将“制度”一词的概念不断延伸,包括规则、规范甚至是文化心理。随着制度内涵的延伸,他们最终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型:一种是限制进入社会秩序;一种是开放进入社会秩序。

后者对应的国家形态是宪政国家,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分野,恰好体现在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之中。可以说,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是制度经济学最新与最通俗的表达,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窥知国家兴衰的秘密,也明白一个道理:国家的兴衰,尤其是大国的兴衰的关键在于内部制度改革。

包容并非来自恩赐

值得一提的是,两位作者并没有进行艰深的理论辨析,而是在全球的时空范围之中,寻找“繁荣之路”的蛛丝马迹。它更像是一部历史学著作,不过比一般的史学著作更清晰有趣。

什么是包容性制度呢?就是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到政治、经济活动中的制度,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,也有机会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。包容性制度是经济繁荣之根,而很多国家却没有选择这条道路。因为包容并不是恩赐,而是需要一套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,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妥协。

英国的光荣革命被认为是包容性制度的开始,从那时候起,英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发展道路,最终以全球性市场的构建,成就了英国的霸权。但两位作者似乎没有解释为什么英国的革命是“光荣”的,同时打破了治乱兴衰的周期律,通过持续的渐进变革,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。

自亨利八世以来的改革运动,打破了教会和贵族寡头的控制,促成了乡绅阶层的崛起,这个阶层包括地主、商人,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。最终,这样一个开放、多元的精英阶层,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限制绝对的权力。“光荣革命”最大的贡献,在于驯服了绝对的王权,包括战争权、征税权,国王变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。“王在法下”的原则得以确立,唯有如此,才能有真正的法治。

法治也是一个逐渐普及的过程,需要不断消除特权,只有形式上的人人平等,才有可能在法律程序上实现对权力的约束。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纷争,要以法律的形式,而不是暴力解决。这是建立包容性制度最根本的条件,以一种非暴力、非强制性的方式解决利益的纷争。

当然,这种包容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,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,英国当局也想以强制的方式建立新的经济秩序,但是因为劳动力匮乏,最终不得不妥协,而弗吉尼亚宪法的制定,以及澳大利亚法律的制定,让法治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。即便到澳大利亚的“移民”都是罪犯,但他们也创建了一个繁荣与包容的社会。

“法治观念不仅会使专制主义走投无路,而且还会创造一种良性循环;如果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,那么任何一个人或集团,甚至是卡多根或沃波尔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,并且,被指控犯有侵犯私人财产罪行的普通民众,也会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。”这是建立包容性制度的关键所在,当然也是最大的困难所在,因为要权力服膺法律,需要历史性的跨越。

权力与金钱的诱惑

为什么多数国家都无法建立包容性的制度呢?因为权力与金钱勾兑在一起的诱惑太大了,精英之间难以达成妥协,以致每个人都成为权钱制度的奴隶与俘虏。包容性制度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:适度集权以及充分的开放与多元,不能满足这两条,就是汲取性制度,它最大的特征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劳动与财富,而被压制的多数人会以消极的心态抵抗这种压制,最终形成一种僵局,结果就造成贫困与长期的动荡。

既然发展与繁荣的秘密如此简单,为什么不会被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呢?换句话说,为什么制度移植如此之难呢?根源就在于,政治精英们并不一定要接受法律的约束,相比之下,他们更青睐暴力。

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,通过政变上台的将军们,打着推翻专制的旗号上台,不出几年马上就变成了新的独裁者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;非洲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之下,饱受贫困、传染病和战乱之苦,但是一些统治者却可以过上世界上最奢侈的生活。如果要建立包容性的制度,他们的这些利益也就随之消失,因此,少数精英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和地位,绝不愿意分享权力,接受法律的约束。

对精英而言,这种制度才是最好的,通过权力(尤其是暴力)可以控制经济的命脉,以一种强制劳动的方式生产财富。虽然,一些国家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可以进入世界市场,但是一半以上的利润被统治者收入囊中,真正分配到劳动者手中的不到百分之一二十。这样的制度不存在任何激励因素,消极怠工也就变成理性的选择,因为有一些人如寄生虫一样不劳而获。

在这种汲取性制度之下,稍微给予劳动者一些激励,就可能出现经济的快速发展,但是如果不能实现制度的转型,经济的繁荣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,因为多数人没有财产的安全,一场恶性通货膨胀,比如津巴布韦天文数字般的通胀率,让全国一片赤贫。

世界银行提出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陷阱,而是制度转型的陷阱。如果不能建立包容性制度,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破坏,经济就无法升级,最终发生逆转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筑,何尝不是这个国家一百多年前经济繁荣的遗迹,以及对当下执政者无能的控诉呢?